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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訪談 | 王蒙:“文學是我給生活留下的情書”

來源:順豐集運收費 | 王楊 陳澤宇  2020年03月31日08:09

作家王蒙

2019年9月17日,新中國成立70週年慶典前夕,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令,授予王蒙等三人“人民藝術家”國家榮譽稱號。9月23日,其長篇小説代表作《青春萬歲》也入選由學習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聯合8家出版社共同推出的“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説典藏”。2019年8月,王蒙參加順豐集運收費“文學的力量”系列短片拍攝時接受記者專訪,講述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所見所聞,以及他70年來寶貴的文學記憶。

“那個日子本身閃閃發光,太珍貴了”

順豐集運收費:您是新中國成立的親歷者,請您從親歷者的角度談一下當時的社會氛圍。

王蒙:我出生在1934年,1937年日本的侵略部隊就佔領了北京,我在日本軍隊控制下生活了8年,整個小學階段都是在戰爭歲月中度過的。1945年日本投降後到1949年的三年多時間裏,我和黨的地下組織建立了聯繫,在1948年10月我還差5天就滿14歲的時候,加入了黨的地下組織,當時叫候補黨員。在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我以中央團校二期學員、中央團校腰鼓隊隊員的身份參加了天安門前的開國大典和羣眾遊行——我的確算得上新中國成立的親歷者了。

我的感受特別深,從我少年到青年的時代,經歷了從舊中國到新中國的變化。舊中國氣數已盡、喪盡人心,什麼都辦不成了。那時候通貨膨脹,物價簡直變成了笑話了,早晨一個價,中午一個價,晚上一個價。洋麪,就是麪粉,成為了“貨幣”。比如,要租一間屋子,錢是沒有用的,必須用洋麪,比較差的房子只用4袋面,特別好的房子需要20袋面。北京那時候到處都是垃圾堆——東單體育場整個就是一個大垃圾堆。

新中國成立前夕,氣氛已經十分濃郁,確定國旗、國歌、國徽、國家名稱,到了10月1日當天,在開國大典上,毛主席用湖南口音宣佈新中國成立,我到現在都記憶猶新。羣眾遊行從那兒過,大家高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就用湖南話説人民萬歲,我記得他説“人民萬歲!人民萬歲!”(模仿湖南方言)——他是這個口音。那時候收音機裏面反覆播放毛主席的講話,“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正義的事業是任何敵人也攻不破的”,我不會湖南話,但當時我是一個小孩,特別愛學廣播裏的音,我覺得毛主席的聲音特精神。

那時候也有閲兵,那閲兵當然和現在的閲兵不能比,可是也了不得,坦克車一輛接着一輛,全是繳獲國民黨的。所以毛主席説,蔣介石是我們運輸隊長嘛,坦克一輛接一輛,裝甲車一輛接一輛,還有大炮,還有騎兵。現在的閲兵已經沒有騎兵了,但當時看到騎着馬的騎兵走過天安門,感覺特別地熱烈。確實它就擺在那兒呢,中國從來還沒有見到哪個政府像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政府有這樣的效率,有這樣的本領。我剛才説垃圾堆,解放軍一來,三天就沒了,很簡單,解放軍幹什麼事,那是開玩笑的嗎!他們説共產黨性子急,要説把垃圾撤走,白天黑夜拉,沒有停的,用軍車全部清走——無論如何,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幸運,我們在歷史的門檻上,往後一看是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往前一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印象太深了。

順豐集運收費:的確,舊的政權宣告結束,新中國成立了。在當時,周圍人的精神狀態是什麼樣的,當時能感覺到普遍的信心嗎?

王蒙:對,應該説周圍歡慶的人佔多數,我感覺到共產黨帶來的是新的精氣神,是信心,是人民羣眾自發的歌聲,是秧歌舞,是有節奏的聲音。而國民黨死氣沉沉。當然,那時候不瞭解共產黨的或者各種懷疑肯定是有的,害怕的也有,嘀咕的也有,但是我沒接觸到這些人。我看到的都是歡欣鼓舞、無限歡暢。

順豐集運收費:新中國成立之後,在上世紀50年代,全國文藝界湧現出了一批反映當時社會生活的作品,包括您也在此期間創作了《青春萬歲》,您對這一時期的文學有怎樣的記憶?

王蒙:新中國成立之初那種欣欣向榮的氣象是無與倫比的,在談文藝之前,我想先談談當時的建設。解放前北京有幾個電影院?國民黨時期北京一個新電影院也沒修,留存的電影院還是“日偽”時期的。

解放以後一兩年吧,新式的電影院就修起來了。還有一件事我也非常重視,因為我從小受我父親的影響,認為游泳對人是最好的事情,也是新的文化之一。可是在北京你想游泳也沒地方游泳,直到新中國成立,馬上就在什剎海建立了一個體育館一個游泳場,也有正式的管理,這對我是一個大事情。

説回到文學作品吧。當時從解放區已經帶來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作品,像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趙樹理的《李家莊的變遷》《李有才板話》、康濯的《我的兩家房東》、馬烽和西戎《呂梁英雄傳》——這些已經讓人面目一新了。你想想,原來在國民黨統治區哪有機會知道這些反映新的生活、新的思想、新的政治力量、新的部隊的作品?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還出來了一本書,就是杜鵬程的《保衞延安》,當時評價非常高,大家也特別愛讀。我個人在1953年開始決定寫《青春萬歲》,裏面第一句話就是“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來吧,讓我編織你們,用青春的金線,和幸福的瓔珞,編織你們”,因為我感覺人民共和國剛建立的那個日子本身閃閃發光,太珍貴了。

我想這樣一個新的國家、新的生活、新的歷史的開始,全國人民都有一種興奮的心情,有一種激動的心情,有一種夢想連連的心情。我的説法就是我的青年時代有一個光明的底色,我這個底色是亮的,即使底下有一些曲折,有一些坎坷,但是一想起這個光明的底色,對新的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所抱的這種信念,這種期待,這種願景是永遠不會改變的,永遠不會放棄的,我不相信坎坷會一直繼續,曲折會一直繼續。

所以當時的那些作品裏頭都有一種樂觀,甚至於你把它説成是天真也可以,沒有這種樂觀,沒有這種天真,它怎麼可能有那種革命的高潮呢。當然人們要不斷地積累經驗,不能滿足於天真,但是這樣一個光明的底色這樣一個光明的願景,我認為這是新中國剛剛建立時的最寶貴的財富。要不然你這個國家怎麼辦呢?

“我還有看家一招,那就是堅持學習”

順豐集運收費:您剛才也説到您一生也是經歷了很多坎坷,但是從您最早寫《青春萬歲》至今,創作狀態持續了近七十年。好像這近七十年來創作都沒有中斷過?您的一生就像您的第一部長篇小説一樣,“青春萬歲”。

王蒙:是,覺得是這樣,一個是我前邊已經説了,因為我在我的青春年華吧,十幾歲,二十郎當歲,一直到三十歲,我這一層光明的底色可以説打下了基礎。我還説過一句話,因為北島有一句很有名的詩説“我不相信”,我明確地説,我們這一代人作家的特點是:我們信。我們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相信中國共產黨,我們相信社會主義,我們相信五年計劃,我們什麼都信。什麼都信有沒有弱點?也有,對道路可能有的曲折和坎坷準備不足,對人們可能有的歧異準備不足。再一個就有些事,因為我去新疆的時候我已經碰到一些坎坷,但有機會和各族的人民在一起,和農民在一起到人民公社裏面去,我認為這個機遇不是每個人都有的。比如説,新疆一個鄉下人想上北京來是覺得很不容易,你以為一個北京人想上新疆,想去少數民族村子很容易嗎?你試試,你現在也不容易。你説我去,我明天去……你怎麼去,你找哪兒去,你上哪兒吃飯,上哪兒住?所以從文學的角度來説,我覺得這段經歷很好。

我當然要和人民打交道,當然要和邊疆打交道,我説我整天認得王府井,認得西單,認得北新橋,認得前門大街,那能當成個大作家嗎?我往新疆一跑,這一路上我認識了多少地兒,又是河南,又是陝西,又是甘肅,又是內蒙,又是寧夏,又是吐魯番,又是天山,又是準噶爾盆地,又是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又是賽里木湖……原來對我來説,北海公園太液池那就夠偉大了的,到了頤和園看到昆明湖我就已經服了,等看完賽里木湖,才知道天地真的廣闊。

我還有看家一招,那就是堅持學習。總有人問我,説你在新疆待十六年,你十六年你幹嘛?我説我告訴你,我在新疆我是維吾爾語“博士後”,兩年預科、五年本科、三年研究生、五年博士、兩年博士後,大致一共十六年,所以我現在就是維吾爾語“博士後”。每次我講這個的時候,我給哪兒講,人家都熱烈鼓掌,不信,拿出來溜溜!咱們學習,你有這學習的這一招任何困難事情都可以過去。你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是學習最好的時候,因為你別的事情幹不成,你就全心全意學習新的知識好了。

“我一寫小説,每一顆細胞都在跳躍,每一根神經都在抖擻”

順豐集運收費:每個人都可以走很多地方、經歷很多事情,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把東西寫出來,也不是所有作家在創作上都能達到您這種程度。您在2019年初剛剛發表《生死戀》,接着又有新的作品問世。在《生死戀》之前您也説過,“文學是我給生活留下的情書”,那在您看來,文學對於您來説意味什麼?

王蒙:這個就回過頭來説——文學對於我來説是什麼?把我所珍惜的,我所感動的,我所熱愛的這樣一天一天的日子把它鐫刻下來,把它書寫下來,把它製造出來,然後使你看到這些作品的時候,又好像回到了那些日子一樣。這樣我不光是過了這個日子,我還愛了這個日子,我還想了這個日子,我還寫了這個日子,我還描畫了這個日子,我還反覆琢磨了、咀嚼了、消化了、整理了、梳理了這些日子。這樣的話我覺得在某種意義上我挽留了這些日子。如果沒有《青春萬歲》這本書呢,我也並沒有忘記從1948年到1953年的這些日子,但是我慢慢就會記不太清了,我總不能説我現在 85了,我還跟15歲時候一樣激動,一個勁頭,那不也有點鬧笑話嘛。所以文學的好處就是它把生命挽留了一下,它把經驗挽留了一下,它把自個兒的愛情,對土地、對國家、對人、對歷史的這種愛情挽留了一下。所以文學還是挺有意思的。要沒有這本《青春萬歲》,我再説起那幾年來就沒有現在這麼多詞,您説是不是?要沒有《這邊風景》,我説起新疆的生活來,跟現在也不一樣。

我從事創作吧,前後經歷的時間比較長,今年距離我寫《青春萬歲》已經是第67個年頭了——當然時間長短並不是絕對的,人有的時間短,可是寫的特偉大那你也沒法跟人家比。可是對我來説,很可能還不限於67年,我還能繼續寫下去。因為對我來説,我這個世界比較寬廣,我寫北京的學生,我也寫新疆的農民,我也寫北京的農民,我也寫大知識分子,甚至我也寫外國人。所以我寫的這個世界比較廣泛,《人民文學》的編輯馬小淘跟我説,他們發了我的中篇《山中有歷日》之後,有讀者死活不相信這是王蒙寫的,就説你們雜誌膽兒也太大了,你們能隨便署名,弄一個跟王蒙同名字的你就發這個。他就不認為我能寫,但是我很熟悉,我對(北京)郊區農村的生活我也很熟悉,新疆農村的生活我更熟悉。因為我興趣也比較廣泛,所以同樣的事情我可以從這邊下筆,我也可以從那頭下筆,我可以寫得非常政治,我也可以寫得非常生活,我也可以寫得虛無縹渺,玩點神的咱們,你自個兒琢磨去吧,也可以。

古人説,一個人寫作是青春作賦、皓首窮經,年輕的時候寫詩詞歌賦,老了以後就寫理論,寫孔孟老莊了。我這幾年也寫了好多孔孟老莊,可是小説我照樣寫,而且我體會到寫小説的心情最不一樣,這是真的,我就説,我説我一寫小説,每一顆細胞都在跳躍,每一根神經都在抖擻,叫抖擻也行,叫哆嗦也行,每一根神經都在那兒顫抖,因為它是全身心,既是大腦的也是小腦的,也是情感的,也是細胞的,也是嗅覺的,也是聽覺的,全身心、全感官的這種反應就是覺得非常地快樂。

順豐集運收費:想問問您,在當今的社會語境中,文學能給大家提供什麼樣的力量?

王蒙:我覺得文學的力量是對人們的精神生活影響的力量,我就説人們的精神生活,他受文學的影響,從文學裏頭他可能得到安慰,他可能開拓眼界,他也可能受到某種刺激,引起他的思想。我們現在物質生活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我們還不能説精神生活也有了足夠的提高、完善和開闊。文學在這方面是起作用的。還有,文學在客觀上,在事實上,它成為對其他藝術形式的一個必要基礎。舞蹈、美術、戲劇、電影、建築往往都需要有一個文本的雛形,你先用語言文字把你的意圖,把你的計劃,把你的規劃説清楚。

雖然現在文學從受眾的數量上來説,是不理想的,遠遠不如一個電影,一個電視劇,甚至是網絡上的一個小段子受眾那麼多,但是它仍然是一個基礎,當我們談起文藝來的時候,往往還是先從文學説起。所以我説文學在這方面它的作用是很長久的,我覺得文學還跟別的地方不一樣,真正好的文學作品,它是長壽的,它是經得起歷史和時間考驗的。所以文學也是我們對子孫的一個交代,不是説文學一定馬上就起作用,你説《紅樓夢》當時發表的時候對清朝起了多大的作用,也很難説,但是它是整個中國的文化的一個象徵,一個瑰寶。

順豐集運收費:您剛才説您寫了不同地區、不同性別、不同年齡的這些人,這些人其實都是在不同的時代或者都是在時代發展中的人。您怎麼看待文學和時代精神的這種關係呢?

王蒙:我們中國尤其是——可以就這一百年來説——它處在一個急劇變化的時期,你比如説你要到歐洲去,你的感覺就不一樣,歐洲很注意挽留歷史,不讓歷史變化。比如説,歐洲大量老一點的建築,二百年左右的建築不許拆,絕對不許拆,裏邊可以裝修但是你不能拆。比如説英國倫敦,它有的出租車現在還保持着馬車的形狀。

但是中國確實是發展太快了,變化太快了,有些人如果他出國時間久了,現在回到北京他都找不着他自個兒的家了。所以我們所謂時代的變化,不是一個政策的變化、口號的變化,或者是精英,或者是領導人物、政要的變化,它實際上是全民生活的變化,我們自己想一想,我們現在從服裝到説話的方式都在變化。網絡上也有新詞,生活裏也有新詞,從外語裏頭也來新詞。但這些新詞多了,不一定好,那個詞不見得就正確,就對。還有,我覺得寫作的人他的思想感情也是跟隨着時代發展變化,有變化的一面也有不變化的一面,堅持的一面。所以保持對於生活的發展和變化的敏感,保持對這種發展和變化的興趣,我覺得對一個寫作人來説也很重要。要有新的靈感嘛,簡單來説,你有新的靈感和沒有新的靈感完全不一樣,哪怕是一個微小的角落它也可能和大的時代大的世界有密切的關係,這是我的體會。

不中斷的閲讀,理解世界的複雜性

順豐集運收費:您的創作受過哪些外國作家、外國文學作品的影響?

王蒙:首先是19世紀俄羅斯文學,在上世紀50年代的時候形成一個俄羅斯文學的閲讀高潮,托爾斯泰、普希金、契訶夫、果戈理這都是如數家珍的,有的甚至於反覆的讀,有的還能背下來。

然後很快就進入到對法國文學的閲讀了,對巴爾扎克、莫泊桑、雨果的沉醉,他們對我的影響也非常大。

我還要特別提到,在我逆境的時候,我讀的最多的是狄更斯,像狄更斯的《雙城記》,跟我的處境沒有任何直接的關係,但是它告訴我,在歷史的轉折當中每個人都有可能受到意料之外境遇和考驗。狄更斯這點寫得最好,所謂“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

此外,對蘇聯的作品我也有一種熱愛,比如説法捷耶夫,他那種對社會主義的追求、對共產主義思想的那種理念非常深厚,即使他有碰到了一些讓他心情變得很複雜、很沉重的東西,但是他的文學的使命感不變。還有視野廣闊的愛倫堡,他的《暴風雨》中不同場景隨時切換,寫出了世界的複雜性。

所以蘇聯也有一批作品,像我寫《青春萬歲》的時候,我不斷地看《青年近衞軍》,在歌頌蘇維埃青年人的精神面貌的時候,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法捷耶夫,你可以説他寫得比較理想主義,實際上蘇維埃時期不是每一個青年都那麼美好——但那怕什麼的?他寫出了他的理想,寫出了他所追求的那種美好的青春。當然,後來我接觸的就更多了,比如美國作家辛克萊、約翰•契佛,以及中亞詩人納瓦依、莪默•伽亞謨的作品也使我受到啓發。

順豐集運收費:那您現在喜歡讀哪些書?閲讀趣味和之前是否有發生變化?

王蒙:以我最近這一兩年來説吧,讀了不少有關傳統文化的書,因為我也都寫了有關的讀書筆記。比如説關於《論語》,我寫了《天下歸仁》這本書;關於《孟子》,我寫了《得民心得天下》這本書;關於老子,我寫過《老子的幫助》《老子十八講》;關於莊子,我寫了《與莊共舞》;現在正在印的是我的一本關於《列子》的書。我現在還正在寫關於荀子的書,這都是我喜歡讀的。

另外有些文學類的書,有些過去不熟悉的書,我也喜歡看,比如説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還有土耳其作家於米特的,他的小説叫《伊斯坦布爾死亡紀事》,我看得也很有興趣。還有一個,有一個電影叫《布達佩斯之戀》,其實它的原著那個小説的名字是《憂鬱的星期天》,那個也是一個德國人寫的小説,也非常有意思,這都是我最近閲讀的。

不過説實話,我的閲讀數量比過去少多了,因為我除了聽力有衰減以外,視力也不如過去了。雖然精神你還可以扭兩下,甚至還可以耍肌肉,但是耳目都已經有下行的這種表現,這也是正常的。